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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姆联必威体育官网_梁从诫:母亲后来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

作者: 北京依客文学网 发布时间: 2020年04月02日 16:19:03

梁从诫 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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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4月1日)是林徽因的忌辰。1955年的今天,她病逝于同仁医院,享年51岁。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着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原标题:《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三十年代那位女诗人当然是有过的。可惜我并不认识,不记得。那个时代的母亲,我只可能在后来逐步有所了解。当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长大后曾经同我们谈起过,但也不常讲。母亲的后半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业上,她总有新的追求,极少以伤感的情绪单纯地缅怀过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些文坛旧事,我没有资格评论。但我有责任把母亲当年亲口讲过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关心这段文学史的人们。或许它们会比那些传闻和臆测更有意义。

早年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著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一九二O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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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林徽因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启超和外祖父看来,这门亲事是颇为相当的。但是两个年轻人此时已经受到过相当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顺从于父辈的意愿,而确是凭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我的祖母一开始就对这位性格独立不羁的新派的未来儿媳不大看得惯,而两位热恋中的年轻人当时也不懂得照顾和体贴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双方关系曾经搞得十分紧张,从而使母亲又逐渐卷入了另一组家庭矛盾之中。这种局面更进一步强化了她内心那种潜在的反抗意识,并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

一九二四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一九二七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余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一九二四年,当印度著名诗翁泰戈尔应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国访问时,母亲就曾用英语串演过泰翁名作《齐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写过独幕和多幕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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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春,徐志摩、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游览北京法源寺

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国总领事。母亲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纱婚礼服,但又没有中式“礼服”可穿,她便以构思舞台服装的想像力,自己设计了一套“东方式”带头饰的结婚服装,据说曾使加拿大新闻摄影记者大感兴趣。这可以说是她后来一生所执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创作。婚后,他们到欧洲度蜜月,实际也是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见习旅行。欧洲是母亲少女时的旧游之地,婚后的重访使她感到亲切。后来曾写过一篇散文《贡纳达之夜》,以纪念她在这个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北平

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母亲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二十四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流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像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父母留学期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竟多于欢乐。一九二九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留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著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个真挚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爱他,母亲当然更珍重他的感情。尽管母亲后来也说过,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时也露出某种俗气,她并不欣赏,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彼此成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亲的挚友。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